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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里征程,红军如何掌握“制信息权”
 时间:2017年05月15日10:2:6 来源: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编辑:田庆伟 点击:
 

——红军长征时期无线电通信保障揭秘

    漫漫长征路,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大小近600场战火的洗礼,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,以军事上的胜利完成凤凰涅槃。

    回望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军事史,总结红军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在于牢牢掌握了“制信息权”,才能创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例。

    刘伯承指出:“没有通信联络,就谈不上军队指挥。”周恩来则形象地比喻:“中央委员加电台,等于党中央。”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,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,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。”长征的血火硝烟已经远去,但红军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建立的传奇功勋,则与青山同在。

    空中桥梁:从“一部半电台”起家的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


   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,毛泽东在《通信战士》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,为通信兵题词,高度赞誉通信兵:“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”。

    殊不知,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红军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,却是从“一部半电台”起家的。时间还得追溯到红军“反围剿”时期。1930年12月30日,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龙冈战斗中,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的两个旅,活捉师长张辉瓒,并缴获1部15瓦电台。遗憾的是,发报机被红军战士砸坏,只剩下收报机,只算得“半部电台”。

    1931年1月3日,红军在东韶追击国民党谭道源残部的过程中,意外缴获敌军一部完整电台。通过这两次缴获,红军已经有了“一部半电台”的器材装备。1931年1月6日,在江西宁都一座农家小院里,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开课。起初学员只有12人,由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王诤、刘寅等同志负责授课。训练班的教学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,一个电码联系器成了主要教具,每名学员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,用以练习发报。训练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了送到后方的废品,学员们把锌皮捅上几个洞,放在粗毛竹筒里,用盐水浸泡就有了电,而且还能用很长时间,被大家称作“麻子牌”电池。


    1934年8月,为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,红军通信学校整编为通信教导大队。长征期间,通信教导大队以“红星第三大队”为代号,在行军途中坚持办学。

    在翻越老山界的行军途中,袁以辉等学员练习收发报,用蜂鸣器的发声在地上划着阿拉伯数字,当周恩来和朱德来到他们身边时也浑然不觉。朱德感慨地说:“好啊,有这股子劲就好办,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!”

    经过数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培训,长征期间,红军无线通信已初具规模:报务、机务人员达200余人,拥有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,初步形成三大主力部队相互联通、重点方向可以保障的基本态势。

    红色电波的无形激荡,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“信息优势”。

    1934年12月1日,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,遭受严重损失,由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此时,党内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时局变化,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。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动向,集结重兵于黔阳、洪江地区,布下“大口袋”,企图在此聚歼红一方面军。

    危急关头,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的主张,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赞同。关键时刻,红色电波架起空中桥梁。中革军委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向各军团发出作战部署电报。随后,红一方面军连续击败黔军王家烈、侯之担的堵截部队并迅速突破乌江,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,规避了一场灭顶之灾。

    遵义会议期间,红军无线电队遭遇血火考验。在这段特殊日子里,敌人不断派飞机来轰炸。在这种情况下,红军电台人员没有一次停止工作,没有一人去躲避轰炸。

    一天,第1分队报务员尤静轩、见习报务员袁以辉,正在离党中央开会的地点只有100多米的地方值班发报。敌机突然俯冲下来,一颗炸弹投在了电台的隔壁房子里,接着又是一阵扫射。隔壁房子墙倒屋塌,电台所在屋子里尘土飞扬,看不清人。但他俩不顾个人安危,一面用身体护住电台,一面继续拍发电报,直到将电报发完。

    长征期间,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。红二军团曾在突围中丢失电台,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,饱尝信息闭塞之苦。贺龙曾经痛心疾首地说:“我宁愿损失一个团,也不再损失一部电台。”

    生死命脉:“用兵真如神”离不开耳聪目明的“传令兵”

    瑞金坪山岗红军通信学校旧址,当年红军学员经常在大香樟树下上课。资料照片

    1960年,英国陆军元帅、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。他在与毛泽东交谈时,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,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媲美。毛泽东则郑重地说:“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!”

    《长征组歌》中有句著名的歌词:“四渡赤水出奇兵,毛主席用兵真如神。”其实,毛泽东“用兵如神”的背后,离不开红军无线电队的坚强支撑。是“传令兵”的耳聪目明,帮助毛泽东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
    回望1935年上半年的四渡赤水战役,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智慧勇气大较量。

   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,进占遵义城,使蒋介石大为震惊。蒋介石急调150个团共约40万兵力,向遵义地区铁壁合围。

    为跳出敌人包围圈,1月29日凌晨3时,毛泽东通过红军无线电队发出《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》电报:“我野战军拟于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,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,诸兵团部队区分及今二十九日行动如次:……”

    各军团接电后迅速脱离当面之敌,从元厚(猿猴场)、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。川滇敌军得知红军动向,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。2月7日,“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”龙云下达《作战方略》:川军主力防堵红军北渡川江;川军3个旅依托金沙江、横江,防堵红军西渡;黔军一部防堵红军东进。

    面对敌军再次形成的水泄不通的大包围圈,2月9日,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。毛泽东提出:回师东进、再渡赤水、重占遵义的主张,利用敌人错觉,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,主动地消灭敌人。

    毛泽东之所以能提出这一针锋相对的进军计划,是因为红军高层已经掌握了龙云的绝密电报《作战方略》。

   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:“通信兵无线电台中负责侦听的有好几个台,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,什么时候都听着它。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,通话用明码。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,很容易破译。”红军在长征中,通过无线电队,严密地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,而敌人却浑然不觉。

    2月11日,中央红军出敌不意,回师东进,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,争取了作战主动权,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,将十倍于红军的敌人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。

   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再次调整部署,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、鸭溪一带合围。然而,蒋介石的这些部署命令刚刚发出,红军无线电队就侦获了这一调兵遣将的重要情报,立刻掌握了敌军的全部动态。

    毛泽东在研究敌情的基础上,决定“避实就虚”,大胆作出“三渡赤水”的决策。

    3月16日,毛泽东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发出《关于我军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》电报。各军团即回头向西在茅台镇三渡赤水,给蒋介石造成红军“意欲北渡长江”的假象。

    红军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,坐镇贵阳指挥的蒋介石果然上当,纠集大军加速西移,一厢情愿地准备“围剿”红军主力。

    此时,南边设防的国民党中央军果不其然“露出缺口”。神机妙算的毛泽东,于3月20日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发出《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》电报。红一方面军主力悄然向东回师,于3月21日晚、22日四渡赤水,终于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,取得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。

    红军“四渡赤水”期间,中革军委三局和各军团无线电分队通过快速收发电报上令下达、下情上报,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。有力地保障了中革军委高效指挥3万多红军的机动作战,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大包围圈,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。

    赤水河畔,敌我兵力之比达到了空前的13∶1。然而,这场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悬念的围歼之战,却被毛泽东导演成了一幕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历史活剧:一渡赤水“避敌”,二渡赤水“歼敌”,三渡赤水“诱敌”,四渡赤水“甩敌”……红军“插翅高飞”后,1935年5月,龙云在发给蒋介石的一封急电中检讨叹息:“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,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,知所趋避。”当然,这封密电也被红军截获并破译了。

    红色电波在空中的无形传送,成为红军的“生死大命脉”。

    特殊纽带:在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中立下传奇功勋

    毛主席为《通信战士》创刊一周年题词:“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”。资料照片

    红军长征途中,无线电台不仅是对敌作战的利器,也是沟通上下、维护红军团结的法宝。其间,红色电波发挥特殊纽带作用、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就是一段明证。

    1935年6月,红一、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。川西北地区到处是高山深谷,交通不便、人口稀少、经济贫困,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。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,前往地域宽阔、交通方便、物产丰富的陕甘地区。

    6月26日,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。会后,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,7月16日,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。然而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,不执行军委计划,借口给养困难,反对北上,主张南下,向四川、西康边境退却。

    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,公然向党争权。为照顾红军的团结,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。随后,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毛儿盖集中。

    8月5日,中共中央作出《关于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》: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。率领右路军的毛泽东通过前敌总指挥电台致电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,要求左路军迅速从阿坝出发向右路军靠拢。但张国焘通过总司令部电台于9月3日复电中央,开始公开反对北上方针。中共中央则多次致电张国焘“左路军应速即北上”,但张国焘拒不执行。

    10月5日,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(今马尔康脚木足)宣布另立“中央”,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。

    为加强指挥联络,中革军委曾统一调整5个电台分队加强红四方面军,原与红二、六军团联络的无线电分队调整到了红军总司令部。然而,电台呼号和通报密码被张国焘下令收缴控制。由于张国焘的操控,转战中的红二、六军团一度与中共中央失去了无线电联络。

    1936年1月21日,周恩来在致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出:“请将与二、六军团密码速告之,以便直接通报。”但张国焘为隔绝中共中央与红二、六军团的直接联络,于2月9日回电以 “对二、六军团大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,请直接发我处转去。因他们在行动中,时间宝贵,电台甚忙,勿耽误其时间……”为由,公然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。

    风雨如晦,终有晴时。幸运的是,1月27日夜里12时左右,中革军委三局经过苦苦搜索,终于找到红二、六军团指挥部电台的信号,并发去一份周恩来致任弼时的明码电报:“弼兄:我们已到陕北保安,豪密留老四处,弟豪。”电报中的“豪密”指由周恩来用化名伍豪编制的通信密码,“老四”则代指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。

    这一份万分珍贵的电报,让贺龙、任弼时知道了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,“豪密”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,张国焘并不代表中共中央等诸多重要情况。

    红二、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虽然恢复了,但因没有密码本,双方就用打哑谜的办法,约定用共产国际纲领作密底通报。期间,张国焘对红二、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直接无线电通信联络十分“关切”,千方百计予以阻挠。

    1936年7月2日,红二、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。任弼时态度坚决地向张国焘要来了“豪密”。中共中央即发电指示红二、六军团和第32军(原第9军团)合并改编为红二方面军。经过艰辛曲折的斗争,张国焘“另立中央”的图谋化为泡影,只得率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一同北上,与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师。

    在这场历时一年、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中,中共中央的红色电波,像一条无形却又坚韧的风筝线,将意欲“单飞”的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用力拉了回来,建立了不朽的传奇功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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